祖国医学数千年的总结，在对疾病的辨证治疗上，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，特别是在治疗上，更是一法之中，八法备焉。八法之中，百法备焉。药浴就是对疾病治疗的一种内病外治的方法之一。

在中医中，药浴法是外治法之一，即用药液或含有药液水洗浴全身或局部的一种方法，其形式多种多样：洗全身浴称“药水澡”；局部洗浴的又有“烫洗”、“熏洗”、“坐浴”、“足浴”等之称，尤其烫洗最为常用。

中华药浴，古已有之。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中，就载有熏浴方8首，如用雷丸水浴治疗婴儿疼痛、韭和酒煮沸以其热气熏蒸来治疗外伤等，是我国目前最早发现关于药浴的文字资料。《礼记》中讲“头有疮则沐，身有疡则浴”，《黄帝内经》中有“其受外邪者，渍形以为汗”的记载，可以讲，药浴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奠基于秦代，发展于汉唐，充实于宋明，成熟于清代。

东汉时期，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里，介绍了一些药浴疗法，如治疗百合病的百合洗方：“上以合百一升，以水一斗，渍之—宿，以洗身。洗已……”不但说明了内病外治的作用机理，还说明了使用药浴后调理及注意（食煮饼，勿以盐豉也。）。

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则收录了更多的药浴内容，对不同的疾病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，如酒洗、醋洗、黄柏洗。“若有息肉脱出，以苦酒三升，渍乌梅五枚以洗之”。最可贵的是运用药浴开创了急救的先河：“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，马矢以水煮取三斗以洗。”

隋朝巢元方《诸病源侯论》有“食毕当漱口数过”的记载，作为口腔保健方法介绍，实为含漱药浴治疗方法的起源。到了唐朝以后，运用药浴治疗疾病的内容更加丰富，除了常见外科皮肤疾病如痈疽、冻疮、丹毒外，还运用于妇科、儿科以及临床急症抢救等。到了宋明时期，随着各大医家流派的出现，药浴更是百家争鸣，对药浴的临床应用以及作用机理都有了更深的见解，极大丰富了药浴治疗方法的内容。

《太平圣惠方》记载有熏洗方163，除了大量的内科药浴方外，还包括眼科方24首方、扭伤骨折方11首、阴疮湿疹方24首。《圣济总录》“治外者，由外以通内……，籍以气达者是也。”“渍洗法，所以宣通形表，当以汗解，若人肌内坚厚，腠理致密，有难取汗者，则服药不能外发，须借汤浴，疏其汗孔，宣导外邪，乃可以汗……”。《幼幼新书》分四十论，五百四十七门，集百家之方论，其中药浴方法内容丰富。元朝周达观《真蜡风土记》“国人寻常有病，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擦洗，便自痊也。”明《伤科补要》详细记载了熏蒸疗法的具体操作：“凡宿伤在皮里膜外，虽服药不能根除，服瓜皮散，次用落得打、陈小麦、艾叶三味，用河水共煎一锅滚透，入小口缸，横板一块，患人坐在板上，再将单被盖身，其汗立至，不可闪开，恐汗即止，病根不除也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收集了明以前的单验方万余首，在外治中介绍了含咽、沐浴、药磨、擦洗、热浴等多种药浴方法，治疗范围的扩大很多。

到了清朝，是药浴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，不但在民间流传，在清代一些宫廷秘方中，有许多沐浴、洗头、洗眼睛及其他外洗方。临床应用基本与内科治法并力，并广泛用于急症、内、外、妇、儿、骨伤、皮肤、五官等科目数百种疾病的治疗。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法要诀》在各类方中有洗涤类方，认为“洗涤之法，乃疡科溃腐，而无壅滞也。凡肿在四肢者，溻渍之；在腰腹脊背者，淋之；在下部者，浴之。”在儿科杂病心法要诀中对初生婴儿用五枝汤浴之，免于日后生疮。

对药浴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吴师机，他所着的《理瀹骈文》是吴师机集我国内病外治大成，融多年治病经验撰着而成。吴师机其人，中过举人、进士，视功名如粪土，弃官不作，重返故里，自制膏药治病救人。每天求病之人“地去一二百里，人来五六十船”，多则月内有两万余人登门求治。膏药治病简便，收费低廉，有时竟一帖而愈，他被赞誉为“吴一帖”。基者，理也。药者，瀹也。吴师机说：“凡病多以外入，故医有外治法，经文内最外取并列，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。”外治之药切近皮肤，能彻到肉理之中，亦能将药之气味透过皮肤直达经脉，摄于体内，融于津液之中，与之合而为一，具有内外一贯之妙。正如吴师机说：“切于皮肤，彻于肉理，摄于吸气，融于渗液。” “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；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，所异者，法耳。”即是说外治和内治用药机理相同， 只是给药途径不同而已。“外治必如内治者，先求其本，本者何？明阴阳，识脏腑也。”“虽治在外，无殊治在内也，外治之学，所以颠抖不破者，此也；所以与内治并行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耳，此也。”这些论述为药浴治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，根据药浴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吴师机将药浴分熏、洗、沐、浴、浸、喷、浇、淋八法，治疗范围涉及中医的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个科，并列举药浴方79首，功绩辉煌。